1.张锡纯：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 “用药等于用兵”。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出身于书香之家，是中国中西汇通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寿甫先生自幼读经书，举子业，学医上自《黄帝内经》 、《伤寒论》，下至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其之高明医术和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其医名显赫。先生十分谙药，可谓“用药如神”。如其石膏的应用，《神农本草经》中载其性微寒，这是寿甫先生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在运用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的时，用石膏有用数斤者，甚至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其一生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颇多，如用治外感、内伤、瘟疫、瘟疹、疫痢、诸般热症，因此被人称为“张石膏”。
张锡纯指出：“尝细验天地之变化，恒数十年而一变……为医者当随变化之转移而时时与之消息，不可拘泥成方不知变通也。”清热首崇石膏，石膏凉而辛散，有发汗透热之功，对外感发热无汗者可清热透汗，力辨白虎汤无汗之禁。石膏不但可清外感实热，对脏腑实热亦可清解。其用生石膏治脑漏、子宫炎、痔疮等因脏腑实热所致者，以生石膏“且善于治疮，且善于解毒”。
孔伯华先生说过：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
张仲景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盖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然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说：“石膏，我在乡下作医生时，盛夏奔走于烈日长途是常事，口鼻吸受暑热之气，于是烦躁，心跳，气喘，口渴，无汗。迫不及待地走向农家水井，舀一瓢新汲水喝下，顿时周身大汗出，烦热立解。这不就是达热出表么?所以我体会，石膏是没有辛散解肌的作用的。外感疾病初起，其病在表，如无里热，是不能用石膏的。石膏虽说不像大黄、黄芩、黄连那样苦寒沉降，但如果病在表，不从表解，一见发热，就投以石膏，也会造成凉遏而冰伏其邪。仲景说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就是这个道理。”
2.丁甘仁：“临证有两大法门，《伤寒论》之六经病，《金匮要略》之杂病，二者不可缺一。”
丁甘仁（１８６５—１９２６），字泽周，武进孟河人。幼年聪颖，下笔成章。先从业于马仲清，后又从业于一代宗匠马培之。丁氏刻苦学习，勤学深研，不问寒暑，积累甚丰。对马氏内外两科之长（包括喉科）能兼收并蓄，尽得其真传。丁氏早年初行医于孟河及苏州，后至沪上，道大行，名震南北。然其对活人之术不愿自秘，志在发扬中医，培养青年一代，于是立志兴学。乃会同沪上夏应堂、谢利恒集资办学。１９１７年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其后又进一步在沪南、沪北设立中医院，门墙桃李遍及全国。近代学人程门雪、黄文东、王一仁、张伯叟、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王慎轩等，均为其高足。
丁氏对外感热病的研究，系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他说读了《内经．热论》以后，必须熟悉《伤寒论》和《温热经纬》、《温病条辨》等方书，这是全面学习外感病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认为当读了仲景《伤寒论》以后，在参考各家注解中，必须学习舒驰远着的《伤寒集注》，其中关于六经定位，把六经主证及主治方法，提纲挈领，使后人得到概括的认识，而且对临诊时少见的症候并不全部罗列，以示不属于主要方面，遇到不切实际的地方，不作牵强的解释。例如太阳篇内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大陷胸汤等条文，都提出过自己独到之见。
丁氏认为，为医临诊，第一，要估计患者体质的强弱；第二，要酌量病势的轻重缓急；第三，对患者的居处习惯、饮食嗜好等也要作适当的考虑。在投药无效时，必须细究其原因，是药不对症，还是药不胜病，然后加以变动。对病后调理及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要注意脾胃。着重指出，治脾与治胃迥然有别，并推崇《叶氏医案》中“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以及“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
盖《伤寒论》者，“本于伤寒之诊断、疗法,推述万病之证治,能悟其真髓,则万病之治如示诸掌。”“由于六经辨证贯穿着八纲而联系于脏腑经络,尤其是以脏腑经络生理病理变化为基础,从而使辨证言之有物,而不是空中楼阁。”这就是以六经辨证研究《伤寒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要研究六经及六经辨证的实质,就必须追本溯源,方能探其隐赜。《伤寒论》的六经及六经辨证,其来源首先是先秦哲学思想为主的《易经》,其次亦取自于医学经典《内经》,并结合了作者自己的临床实践,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的医学实践过程。在《周易》中，有数学、天文、地学、化学、文学等学科理论,中医学吸取其精华不足为怪。仲景编撰《伤寒论》,经历秦汉,而《周易》的哲学思想在这一阶段亦一直占据主导,故其辩证法思想对中医理论形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伤寒论•自序》写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金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其中《阴阳大论》一书,根据推断应是《周易》之别名。而其中“则思过半矣”,就来源于《系辞下》,且是与孔子论“卦时”一并提出。
从《伤寒论》中,亦可看到《周易》的内容,如以《周易》星宿命名的方剂有白虎汤,大小青龙汤、真武汤等;以水火之数推断病程。《伤寒论》之六经、六经辨证，与《周易•泰卦》上坤下乾,地处天位,天处地位。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是相交之意。在自然界是万物滋生,通调和顺之象征。在体表示机体中阴阳相系,水火既济,处于一种和谐统一、阴平阳秘生理状态。根据“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的原则排列,太阳、阳明、少阳、少阴、厥阴、太阴，将这一顺序中的六经以六爻代之,其画图排列甚象。六经病之临床表现、病情演变、传变规律及治疗、预后等基本内容与泰卦之象似亦有着联系和一致。
阴阳是周易的中心，仲景的基本思路，就是贯彻阴阳的思想方法。伤寒论由阴阳分出其大中小变量的三阴三阳六经，再根据由阴阳衍化出来的表里，寒热，虚实辩证方法。《伤寒论》名之六经辩证，就是三阳和三阴这六个证候类型。又根据阴阳的变化，分析阴阳的互相转化、互相联系。在六经证治中，整体贯穿了八纲的证治体系。病证分寒型，热型。寒热是万病之本质，统于阴阳，始终贯穿着气化的原理。如表里虚实既是对立的，又是紧密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尽管证候变化，经纬万端，终究要归结到寒热的相对属性上来。针对寒热虚实或温，或清，或补，或泻，则万病在握矣。
3.曹颖甫：“仲师之法,今古咸宜。”
曹颖甫（1866--1938），近代经方大家。民国16年丁甘仁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按，延骋曹氏，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临证经验十分丰富，疗效卓著。大凡他医所谓不治之证，经其治疗者多愈。秦伯未、章次公、严苍山、姜佐景等系其弟子而继其术。“八一三”事变，曹避居故里，拒绝出任维持会会长，坚贞不屈而被日军杀害，其史迹载入江阴忠义祠。
著名医家秦伯未先生说：“曹师是经方派的典型，处方用药都依照《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规律。”曹氏对经方应用的大胆实践，坚定地捍卫了中医学术的科学性，在近代中医学术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中医大辞典》认为曹氏“思想偏于保守……对西洋医学，只满足于少数解剖学的一知半解，因而不免牵强附会。”曹氏致力于仲景之学数十年，再三强调《伤寒》、《金匮》的重要性，认为研究中医要从源寻流，而不应该舍本逐末。
曹颖甫先生用经方的特点:一是抓方证。方证是用经方的指征和证据,按此证用此方,必定有效。所以,经方的方证,“并非如一般中医误解之所谓证,更非西医所谓对症疗法之症”(《经方实验录•凡例》),有特有的定义。二是少加减。从曹颖甫先生的医案可见,其处方大都依据仲景原方不变,如果确需加减,也根据仲景用药规律,从不乱为加减。三是重视剂量。每案都有药物剂量,因为疗效与药物用量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但过去的医案常常有方而无量,或有法而无方,忽略用量,使读者多有揣测之苦。四是重视验证。他说他记录临床验案,“以考验实用为主要”,书中附以治验,非以自炫,而是作为证据。他的医案,名《经方实验录》,实验,即临床验证的意思。由上可见,曹颖甫先生使用经方的思路符合近代严格的逻辑思维,与以往“医者意也”的用药思想是有所区别的，在临床实践中应用经方求真求实。秦伯未这样评价曹氏：“他把亲身实验到的老老实实地写出，没有经验过的宁缺勿滥，绝不妄加批判。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是曹师平生治学的特点。”曹氏倡导经方，接受新知曹氏潜心于仲景之学，一生善用经方，倡导经方。但他也不反对时方，曾说：“治危急之症，原有经方所不备，而借力于后贤之发明者，故治病贵具通识也。”
细研之下，似可观清之张隐庵、黄坤载、陈修园三家学术思想，对其影响较大，唯于寿甫先生之说药，黄氏之重阳，则每申其义而扩充，为己所用。强调实践反对空谈，注重临床实际，以案论经，主张重订错简，中西汇通，并且善用前后比较，及比喻手法阐明医理，运用六经理论指导临床，以临证实际为依据，指出太阳经即有温病，对寒温之辨强调以临证实效为指归，以“候”来解释伤寒传变日数规律，另在辨治伤寒三阴太阴、少阴、厥阴病时注重保护阳气，这与明、清时期温病学说“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注重保存阴液的思想不同。亦正如他在《伤寒发微•凡例八则》所云“三阴之病，纯阴则死，回阳则生”故他于临证时常用乌、附，善用乌、附，并且认为“阳气张于外”与“下寒之甚，必见戴阳”，这是阳气不能秘密的具体体现，可作为戴阳格阳的病理解释，这也是其擅用附子的另一个原因。
曹氏先后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两书，其中往往参入了其多年的治验，和他在治验中的一些新的体会，均足以见其实践功夫的纯熟，绝非徒托空言者。曹氏处处“以考验实用为主要”。诚如沈石顽之谓“一洗空泛之浮论，专务实学，考据精详。”在实践中验证经方《经方实验录》记载了曹氏临证广泛应用经方的经验，并有不少创见，其灵活应用经方治疗危急重症的医疗经验，足资后学临证借鉴。
4.冉雪峰：“名不可假，名之不正，言何以顺，事何以成？余读《伤寒论》，当先求其所以命名伤寒之意，不审其论之何以名伤寒，无怪人之不善用伤寒方也。”
冉雪峰(1878～1963年)，原名敬典，后更名剑虹，号雪峰，别号恨生，四川巫山人。冉氏出身世家，自幼习文，致力于中医学。12岁随父采药，17岁开诊故里，38岁悬壶武昌。1955年奉调入京，到中医研究院工作，1963年患脑动脉栓塞病逝。
冉氏是近代名医，凡经其诊治者大多能妙手回春，因而誉满遐迩。其治病重视病人的精神状态，强调“医人”比“医病”重要。1920年，安徽省府主席的母亲高烧不退，请了许多名医诊治罔效，日本、德国医学博士施治亦不见好。后闻冉氏为六代祖传，有“起死回生”神功，遂来求医。冉氏诊后开的处方是：北柴胡、丹皮、鲜生地、玄参、花粉、知母，在处方上注明：上好野山参一两，瓦上煅为白灰，煎汤作药引。这一处方不仅一般中医不解，连当时的一位名医也觉得莫名其妙，遂向冉先生请教：“伤阴用参出自哪本典籍？剂量高达一两与病症如何结合？人参烤灰是遵哪宗古法炮炙？”冉笑答曰：“这一处方药引并不稀奇，病是害在人身上，不光要医病，还要医人嘛。”原来这位老人养尊处优，体弱偶发感冒，便恃势而小题大做。若所遣药物尽为便宜，何可相信？于是加上一大剂量之野山参，以安其心，但其症又不能用参，故将其“烧”成灰，有其名无其实。结果药到病除。用廉药而对症，加上心理疗法，神奇之效，向为学界称颂。
冉氏早在三十年代便名扬全国，时有“南冉北张（锡纯）”之誉。斯著有《冉注伤寒论》《八法效方举隅》、《国防中药学》、《大同药物学》、《大同方剂学》、《中风临证效方选注》、《大同生理学》。其《冉注伤寒论》为冉氏八十岁时所作。此书总结其六十年临床经验，惜未能最后完稿而长逝。存稿为序论、释名、概要、太阳篇总论、阳明篇总论、少阳篇总论、太阴篇总论七大篇章，可反映冉氏伤寒学的概貌。
冉氏认为，数千年来，伤寒学说争执不清的关键在于伤寒之名不正。冉氏所认识的伤寒，亦不外广义狭义之分，但广义伤寒不是指多种外感病的总称，而是指人体受病的部位。冉氏自己这一认识在历来伤寒注家之上。谓：“从来注家，常多误会，近代虽渐次明了，只知向病的方面求，不知向病的方面求，仍似一间未达”。强调六经的科学性。云：“伤寒六经分篇，具有六个次序，六项阶段，六种性质，六类疗法。昔人谓伤寒以六经钤百病，为不易之法。病是万变无定，经则不变有定。以有定御无定，即以不变应万变。或以六经带哲学彩色甚浓，不过科学上的一个假定。改进中医，须将此种障碍物铲去。不知人在宇宙中，受宇宙大自然支配，天地变化，人体亦起变化，古人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彼时科学尚未萌芽，而能吸收当时深邃学说，总结前代经验，理论事实交融，与民众结合，为民众捍御疾苦，与病魔作斗争武器，永久有效，安容忽视？”。
冉氏研究《伤寒论》重视气化学说，但又回归脉证事实。他认为此正是《伤寒论》的基本精神也是改进中医的良法。盖气化学说，渊源于《素问》中由王冰补充的运气七篇大论，《素问•六微至大论》载：“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人之与病，六气之本。“气化”就是六气的变化，变化万千。阴阳为标，六气必须分出阴阳，虽是六气所派生，但须由阴阳定性后，才能起到实际作用。兼见于标本之间的，则为“中气”。“中气”，乃是阴阳表里之相合的产物。因为它在表里之间存此一格，因此它有节制六气，平衡阴阳的作用。本气、标气、中见之气，鼎足而三。三者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化育万物，品类咸彰。人的脏腑阴阳，经脉互相络属，共有“六合格局：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阴肾经互相络属而为一合；足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经互相络属而为二合；足阳明胃与足太阴脾经互相络属而为三合；手太阳小肠与手少阴心经互相络属而为四合；手少阳三焦与手厥阴心包经互相络属而为五合；手阳明大肠与手太阴肺经互相络属而成为六合。其阴阳相合，故云“阴阳应象”耳。
5.张简斋：“人以胃气为本，胃者水谷之海，得谷者昌，失谷者亡。胃以通和为贵，病治必明升降开合，方为上工。”
张简斋（1880—1950），桐城人，三代行医，年轻时医术崭露头角，于学界负盛名，其身瘦而矮，右脚又跛，其貌虽不扬，然记忆超群，精力十分充沛，尤擅内科、妇科、儿科，用药胆大心细，从不墨守成规，一次开治久泻不止处方，竟有三分砒霜，吓得药店不敢抓药，他说照发不误，病人只一剂就泻尽而愈，可见他用药大胆，药到病除。敢于开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随波逐流。医理精深，于诸家学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临症精详，施药轻灵，力拨千斤，以布医之身，周旋于南京军政之间，洁身自好，谨言慎行，与国民党原老陈立夫、陈果夫相交甚厚。果夫之肺疾，遍治乏效，后投医张门，孔家二小姐令俊，患妇科顽疾，宋美龄的胃病和宋子文的腰痛，皆经治而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南京赴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国民党授以“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张氏坚辞不受。学界向有“南张北施（施今墨）”之称，当年民国诸多达官名流亦都求医于其门下，如孔祥熙、于右任、何应钦、陈诚、程潜、谷正伦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当代医宗”匾额以褒，程潜在张氏64岁寿辰之时，题词“国无良相，唯公独尊”，故有“御医”之称。
于右任先生曾于1948年书赠“风云未展匡时路，天地能知许国心”张氏。是年秋，名词曲家卢前又集李煜、范仲淹句，写成：“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赠于张氏。其乃孟河医派传人, 又开创金陵学派。其可双手同时为俩病人搭脉，口述处方，由人代记，并先后创立“温病”治疗思想和原则，在“下虚受风”症医治和治病顾护脾胃方面有独到经验和学术见解。
临症治疗，根据“人以胃气为本”、“胃者水谷之海”，以及“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经旨，提出“胃以通和为贵”的主张，处方用药时，也处处照顾到胃，常以“二陈汤”做衬方使用，其“不论是治外感时病 , 抑或内伤杂病时 ,以二陈汤作为衬方 ,盖取其通和胃气之意”。其治学以医理宗学为基，结合王肯堂、吴鞠通、叶桂思想，自立既有“经方”渊源、又不失诸家特点的方药，尤对突发性传染疫病、温病，有明确的诊疗依据和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自成一体。
1925年的春夏之交，南京地区瘟疫流行，天天死人上百，棺材店纷磬。西医诊疗，竟无良策。主政南京的军阀孙传芳也慌了手脚，连忙召集省长、督军等大员开会，商量对策。斯时，几位名中医均采用清凉方剂，亦都未奏效，疫情日见严峻。张简斋氏自告奋勇，出来诊病，另辟蹊径，以其自配的小柴胡汤剂遍施，很多患者恢复健康。一时绅商人士，啧啧称奇，遂集资急购小柴胡等草药几十石，交给张氏监制，日夜加班，配制汤剂，经月余奋战，瘟疫得以控制，传为佳话。张氏擅用补法，但在众多滋补药中常少佐羌活、独活，是其特色。
6.陈伯坛：“仲景学说是教人从没字句之空白处寻出字句来，还向病人身上寻出有字句之书。”
陈伯坛（1863-1938年），名文炜，字英雄，新会人。出身贫家，得族亲资助，熟读经史，兼学中医。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科第七名举人。因家贫，不再求仕，立志医业，潜心医学。后与正果和尚、赵鹤琴齐名，是广州三位有名中医。1924年，赴港定居。
陈氏对仲景汤方在实践中的运用，出神入化，非常灵活。常常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明辨详论，以透仲景之旨：“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陈氏解释用葛根汤义在：“合病则合治，方足尽葛根之长，匪特变通麻桂也，且推广葛根也”。“是证得诸幼龄为居多，俗传乳孩出牙，必自下利者，可与本证参看。以手足阳明脉入齿中，阳明欲反阖为开，当然泻而不存，俟太阴开则阳明自阖，勿治之可也”。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裩散主之”；“本条注家读作男女易之为病也。原文则曰阴阳易之为病。注家谓女病差后传不病之男，男病差后传不病之女，何以冠首不曰病差后乎？且病既差矣，男以何病传女，女以何病传男乎？即传亦不过毫末之余病，何至发生种种剧证乎？”“书阴阳易之为病，明明太阳病易为少阴病，非指少阴病易为太阳病。太阳篇伤寒二字不胜书，少阴篇无伤寒二字，少阴病三字又不胜书。冠伤寒不冠少阴，阳病易为阴可知。”
研究陈伯坛先生著作《读过金匮》，既以经解经，复以经验证经。尊古而不泥，陈氏还举例说明之：“粤俗向有夹色伤寒之臆说，动以苦寒生草药戕命无算，对于本证，则茫然不知所云。吾姑如其说以破若人之惑，假令为伉俪者立防闲。与其警告之曰慎勿夹色伤寒，毋宁警告之曰慎勿伤寒夹色。盖夹色得伤寒，则太阳方受病，而房事已毕，断无阴阳易病之理，作太阳病治可也。惟伤寒再夹色，是将太阳病印入情欲之中，安得不阴阳易位乎？间有因入房而六日死者，乃太少两感证。入房固死，不入房亦死，然亦百不遇一也。其余死于生草药者十之九，不能卸过于闺房之事也。长沙特为带病入房者戒，而以秽亵之物相馈饷，殆有人道之理存焉也”。此论不囿前人之说，密切结合临床，见解颇具创意，令人耳目一新。
盖治伤寒学，必须深入钻研,读诸家之注，熟多人之述，如此方能感悟真谛，正确理解、悟透原文,落到临床实处,久之自熟在心;始终明辨病机，且谨而守之,抠准经方方证之机,自会胸竹;有守、有仿、有变,守其方,效其方，酌情变其方，进而通创而制新方，自可事倍功半。陈氏研究仲景学说数十年，颇独立思考。其自称《读过伤寒论》“非集注体裁，无一句敢取材于注，但求与仲圣之言诠相吻合，方且寻绎《内》、《难》、《伤寒杂病论》之不暇，何暇搜罗各家之学说”。诠注《伤寒论》，文理严谨，行文规范，遣词造句，精练含蓄，前后照应，互文见义，对偶排比、设问比喻，功底深厚。
“于无字句处读书”。清代人华琳说：“凡文之妙者，皆从题之无字处来，凭空蹴起，方是海市蜃楼，玲珑剔透。”在领会这些凭空蹴起的空白时，需要调动思维，积极思考，方能领会出更丰富的内蕴。还是文化学者唐晓峰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在识别地理界限时，仅仅对那些一目了然的外在走向有所发现不能算是地理界的好汉，另有些地理界线不是单凭视觉就可以识别，而需动用头脑，依照归纳的方法进行比较和分辨，查常人所未察，在混沌纷乱之中，发现隐藏的走线，这才是高手”，读《伤寒杂病论》，亦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