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科学吗？这个问题争论己久。

　　现代科学家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凡属现代各种各样科学，最后都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达，都可以用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加以说明（还原论）。中医的理论与方法无法纳入现代科学体系，因此众多传统科学家怀疑中医的科学性，或认为中医不属于现代世界上普遍承认的科学。

　　现代西医自16世纪以来，沿着结构主义道路（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应用化学和物理的原理，采用实验分析方法，对生命及生理、病理现象，在还原论角度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而由此认为，现代人们所知的西医，才是唯一的医学科学。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科学，特别是许多交叉科学。现代学者对复杂事物的深入研究，发现世界上很多事物是无法量化的，也无法按照还原论进行统一。在生命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人类的认知行为、意识活动，人们不能从单个神经细胞的突触层面、或从庞大的神经网络，来破解抽象思维、情感、创造性是如何产生的，还原论学者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近代生态学的崛起，而生态学知识实际上是与物理学不同的知识体系，因为人就生活在生态系统中，人类的科学技术、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预，故不能从外在生态系统的方法来研究生态系统。现代科学家发现，生态学的原则就是整体主义；还原论无法说明生态问题，人们也无法应用单纯的物理化学方法来调控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

　　现代学者把传统科学家划定的科学称为“本质主义科学”，将目前新兴的、交叉的、综合的、复杂性科学称为“非本质主义科学”。

　　中医自来就是立足于整体论，面对的复杂系统问题，它不可能用还原论的观点来解释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它只能用模糊的、抽象的语言来总结、概括它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医学家不可能把人体以及方药问题通过实验分析的方法都弄请楚了再来治病。中国古代医学家采取了形象思维、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等方法，在临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理法方药与辩证论治方法，在临诊医疗上取得了相对有效的成果。

　　东西方民族的思维特征，西方文化以细节分析为其主要特征，东方文化则以整体综合见长。中医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忽略细节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的模糊整体图景，中医通常应用模糊的、抽象的概念、术语来概括它的方法。按照传统科学家的观点，它是不能纳入本质主义科学范畴的。

　　中医的理论与西医的理论是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的脏腑学说并不是解剖学的形态结构概念，而是一幅人体的抽象轮廓。现代研究复杂系统的学者专门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集体行为，中医脏腑之间的生尅关系，与复杂理论的“集群”（swarm）概念相吻合，是一种集群之间的关联。中医通过五行生克制约关系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不要认为α、β、γ一类就是科学符号，而木、火、土、金、水是玄学迷信，五行生克目的是为了阐明人体内部的相互关系，中医有关痰、瘀血等概念，并不是现代医学所述的呼吸器官的分泌物；瘀血不仅仅局限在血液循环障碍等现代病理现象，它实际上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意在概括人体病理状态的“集群”失衡态。

　　什么是中医的证？证，乃是人体疾病的外在表现，即机体的反应状态。中医辨证，即是辨别人体偏离正常状态的性质与程度。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中医的诊断模型；藏象学说是脏腑的抽象模型，八纲、六经以及卫气营血、三焦、痰饮、瘀血是人体的病理模型；传经、越经、直中、新感、伏邪是病理过程模型，中医的证是对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的概括，是中医认识疾病的直观印象，是中医对人体疾病反应状态高度概括的思维模型，用现代复杂科学的概念则称之为“语义网”（semantic nets)。

　　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提出灰色系统理论。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主要是通过对“部分”已知的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以及温病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可说是中医古典的灰色系统，中医的辨证概念所包含的信息高度简约，古代医家是采取经验分析的方法来调控人体这个灰色系统，

　　中医的司外揣内的方法，即是通过外在的表现去推测内部变化，中医根据不同的证（脏腑辩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辩证和六气等）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以调控体内失衡的态势，达到“以平为期”。这实际上类似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人们不必追究疾病时体内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黑箱；中医应用的方、药，内含多种成分，当方、药进入人体内究竟发生了那些代谢吸收过程，其治疗机制更是一个复杂过程，这也是一个黑箱。中医的方、药不是一个理化概念，它的治疗作用是从临床实践中来的，中药的升降浮沉并不是药物的理化性能，而是这些药物对人体的作用。中医将证候分类与药物、方剂分类统一在同一个框架内。张仲景发明了以方名证，以药名证，把人体的黑箱与药方的黑箱相互对应，总结了一套临床诊疗方法，达到了实际的治疗效果，即辨证论治。

　　从整体论出发，采取不打开黑箱的方法是古今学者都曾经应用过的方法。整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人体的生命活动并不是打开黑箱就能发现机制的，一旦打开黑箱，严重干扰机体的功能，反而得不到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知。医学家采取离体器官或尸体上的方法是不可能获得中医的经络现象的。巴甫洛夫研究动物的中枢神经活动规律，即是不打开黑箱的方法。当时他几乎不知道大脑内部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他通过输入及输出的反应来推测大脑活动规律，提出第一信号、第二信号及条件反射学说，这并不是结构功能方面的术语，是一种认识论、认知心理学概念，他的条件反射学说，也不是还原论方面的物理学概念。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对人类意识的研究，他所创用的一系列概念，更不是结构主义的物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纯思辩的图画，与中医所应用的概念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更具有玄学的意义。

　　中医理论概念模糊，临床诊疗不能量化。这些概念很难与当代世界上通行的科学概念沟通，无法归入世界统一的科学范畴，这是中医遭到非议的痛点。

　　关于模糊性，既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独特的不可取代性。盖模糊性认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重要思维方法，自从现代计算机问世，人们才发现模糊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不可代替的方法。中医临床诊疗病人，几乎都采取模糊思维来判断病人的状况，医生正是通过模糊（如：对病人主诉的不确定性，对检查所获的病人体征的模糊性），来综合评判总结这种“意会”的体验经验。中医经过模糊分析，形成模糊概念，再通过模糊推理，作出模糊诊断，进行模糊决策，给出治疗方案。事实上，一个临床医师（包括中西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面对一个病人下诊断结论时，几乎都带有模糊特征，都用模糊语言表达。可见，在人类认识领域中，非定量、模糊和不确定性的认识形式，在思维活动中，并非是一种例外的思维过程，往往是一种常规的思维活动。

　　模糊数学创始人札德（Zadeh, L.A.）对复杂性、精确性和明晰性之间的矛盾有充分的了解，指出复杂性必然带来模糊性，随着客观对象复杂性程度的上升，人们能够精确描述的能力是下降的，复杂程度越高，有意义的精确化能力越低，在许多场合，过分精确反而模糊。因此，对于复杂系统而言，模糊分析方法是个很好的方法。

　　据研究复杂问题的学者指出，人们面对复杂事物，首先试图采用简化解，即采用理性经济的方法论原则。研究复杂问题的学者认为，并非复杂问题一般都得采用繁琐的方法来破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的六经病症，温病学派的卫气营血、三焦辩证概念，中医采取如此简约的方法来指导临床实践，这与现代研究复杂问题的学者的观点与方法是一致的。

　　模糊性思维方法是人脑特有的功能。人脑是一个最独特的复杂系统，其复杂程度相当于数以万计的计算机联系在一起。人脑神经元的组合结构是多通路、多方面的，功能活动是多水平、多层次的，这为人脑多值模糊思维提供了物质条件。人脑能同时处理多源信息，所以它能依靠精确度较低的通讯方式，适应于经验性运转，这种复杂而优越的信息处理结构，保证了人类思维沿着各种不确定的航线达到可靠的结论。相反，电子计算机的硬件结构固定，依靠线性序列对信息以快脉冲形式进行串行加工，其信息源和通路都近乎于唯一，其可靠性、灵活性远不及人脑。人脑的特长在于依靠少量的模糊信息，运用模糊概念进行模糊推理，做出各种灵活反应和得出近似程度的可靠结论。总之，人脑的智能的能动性、创造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无不与思维模糊性机制密切相关。这表明模糊思维恰恰是人类思维的强项，并不是人类的弱项。

　　关于中医取类比象方法，这种功能恰恰是现代计算机不具备的，这是人类思维特有的能力。类比是两个表面不同的事物之间发现抽象的相似性的能力，这个能力渗透到智能的所有方面。人们在各种层面上都能很好地认识到两种事物之间的类似之处，让各种概念从一种情况流畅地联系到另一种情况。这些例子揭示了人类思想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中医应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在概括理论，指导临诊发挥很好的作用。

　　中医的整体模糊论也存在两面性。中医的模糊思维，临床诊疗不能量化，难免会产生主观臆断或猜测，给人难以捉摸的感觉。临床上往往因医生经验不同、认识有所差异，对于同一病人会出现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案，从而给学习者或沟通者带来困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信任度。

　　西方医学早期也是走的整体论道路。16世纪以前，由于人体解剖学尚未成熟，现代物理、化学的体系尚未形成，他们也用植物、动物、矿物药治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相对有效的方法。他们把许多动植物药搅拌在一起，达数十百种之多，称之为“解毒舐剂”，病人服后毫无效果。直到19世纪，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纳德在药房当药徒，药房里还把这种“解毒舐剂”供病人作为治病的“良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医学解决了输血、麻醉、消毒方法，发明了磺胺与抗生素，发现了一系列致病的病原体，西方医学才对某些传染病以及病灶明确的外科病，掌握了有效治疗方法。

　　16世纪以来，西方医学沿着生物医学道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20世纪后现代生命科学对基因密码破译，为解释生命现象和疾病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使现代医学认识到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基因的结构功能异常有关，从此认为，人类最终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自从魏尔肖（Rudolf L.K. Virchow）创立细胞病理学，医学家企图从细胞层次来解决疾病的诊治问题，认为只要祛除局部的病变细胞，或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方法消除致病因素，就能解决医疗上的一切疾病。但是，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细脑病理学并没有解决临床上的一切诊治问题。到了20世纪下半叶，医界已认识到这种思想的片面性，开始审视局部论的局限性。现代医学提出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即认识到生物医学的局部论与还原论的局限性。医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生物学意义的疾病，而是社会学意义的病人。医学问题不仅是生命科学所能涵盖的，人类的疾病不仅仅是细胞、基因组方面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进一步讨论医疗体制问题，更涉及到社会、经济、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微观（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与宏观（社会、经济和体制等）交叉的复杂题。

　　基因组密码的破译，从技术层面未看，对疾病的诊疗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即使在技术层面来看，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对单基因的疾病治疗，尚有许多疾病未能攻克，对多基因病来说，治疗难度就更大了。现代医学家发现，人类有2.6万多个基因与心血管系统有关，占人类所有基因的3/4，而这些基因的病变是长期来与人类生存环境、生活习惯以及所受的文化教育不同等原因所导致的病变，因此企图通过一种手段或少数药物来治疗这些疾病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许多人体易感病将涉及到许多基因。人体有30亿个核哲酸，要纠正这么多基因缺陷，绝不像焊接水管或调动补克牌那么简单。而且当今流行的传染病的防治，更与国家的体制、领导决策等方面存在密切的关系。

　　整体论与局部论是调控人体的两种方法或途径。中医古典思维方法所总结的中医理论具有科学内涵，在临床实践中总结的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确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

　　中西医是在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种医学体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待这两种医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必将促进我国的传统医学为人类健康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注重维护整体平衡，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和修复力，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彰显了独特的优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选出“三药三方”等中医药有效方药，形成覆盖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的中医药治疗方案，临床观察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由此证明，中医药是我国丰富的科学宝藏，我们必须给予发扬光大，让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新的升华和飞跃。

　　作者简介

　　张慰丰，1933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余姚市，我国著名医学史专家、医学教育家。1956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前身）医疗专业儿科重点班，后留校任教，师从我国医学通史研究开拓者陈邦贤先生。曾任南京医学院医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华医史学会常务委员，卫生部《中国医学通史》编委，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特聘医学史教授，上海医科大学医史学科顾问等，界内有“北有程之范，南有张慰丰”之美誉。1991年被北京医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被聘为北京医科大学医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荣获吴孟超突出贡献奖，并被全国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授予“医学人文突出贡献奖”。

　　出版著作20余部，担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副主编）、《新中国医学教育史》（主编）、《医史学》（副主编）、《医药史话》（合著）、《清史稿·医学卫生志》（主审）、《中外医学教育史》（参编）、《中西医文化撞击》（主编）、《世界科学家大辞典·医学部分》（主编）等，发表论文50余篇。注重大众科普，曾为《金陵晚报》撰写医学史话专栏，向大众科普医学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