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重要的思想方法

　　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序》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大概就是“辨证”一词最早记载。

　　张仲景还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许多节都以“辨××病脉证并治”为标题，历来医家认为“辨证论治”由此而来。为了说明这种思维方法的重要，张仲景又说，这种方法“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又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徐大椿《伤寒类方》也有“见症施治”之称：“《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细分之，不外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症，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

　　如上阐述，将辨证论治的机理阐述很清楚。但从语法上看，“辨证”的词性比较复杂，有名词成份，也有动词的指向，还有形容词的含义。而辨证论治做为一个词组，文献上最早提出的，是清代章虚谷在《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说的：“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不识六气变化，由不明阴阳至理故也。”

　　辨证论治的思想基础是辨证思维

　　这种思想基础，体现在哲学理念方面的特点就是认为世间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要求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是一种思维反映，充满着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认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遵循的是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而辩证的思维方法则“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亦此亦彼”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中医的学术研究和辨证的思维上，也十分重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即丰富、又柔韧的治学路径和思维原理。“亦此亦彼”的例证讲求的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说：“在物理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凡是由于出现上述这种原因而对以实验为基础的事实不能提出一个逻辑无可指责描述的时刻，推动事物前进最富有成效的做法，就是往往把现在所发现的矛盾提升为原理。这也就是说，试图把这个矛盾纳入理论的基本假说之中而为科学知识开拓新的领域。”（《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这种“将矛盾提升为原理”的思维方法，颇有些“异质同构”的意味。这是西方的一种心理学理论，其核心综合运用了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整体论、宇宙论、人类学、物理学场论和心理实验的方法，从另一个视角来说明人的审美经验和解释美学的基本原理，有学者用来佐证中医的辨证综合，也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

　　长久以来。有一种“中医是经验医学”的说法。传统中医容易形成“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容易产生于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经验主义的固化，自然而然会凭主观臆断。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经过长期积淀养成，有些人习惯于直线思维，而许多临床大家和名老中医，并非如此。他们在多年实践中有自己的辨识疾病思路和经验方药，中医之所以有疗效高低之分，就在于这种辨病识病的精细程度和方药进退丝丝入扣的把控，这往往就是中医最大的长处，是思想、思维方法及理性架构方面的缜密、系统的体现，这种多视角、多层面的思维方式，整体的，过程的全面把控，正是中医哲学丰富的辩证思维观点的具体表征。

　　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质

　　张岱年先生说：“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是怎样形成的？应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的熏陶之下形成的。所谓共同心理的基本内容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医辨证思维在这一点上与文化联系表现的非常明显。“文化”的内容有民族学的，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及遗传学的不同内容。从语义、历史角度看，中医的辨证思维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也十分密切，而且，“哲学本身就是文化的思想基础，也是文化的核心。”（张岱年《国学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第一版）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性格”。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结的心理状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特点得以表·现。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医充满了中华文化气氛。中医最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重视“医未病之病”、“治病求本”、“扶正去邪”、“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方法。

　　文化，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文”的解释是：“错画也，象交文”，后来段玉裁注引《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二人均将“文”释为文采、花纹。但文采或花纹只是“文”的义项之一而并非“文”的词根义，“文”的词根义须追溯至卜辞即甲骨文，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卜辞之“文”为“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

　　“象正立之人形”，是说“文”乃“人”形之一。卜辞中“象正立之人形”的，除了“文”，还有“大”“天”和“夫”等字，而卜辞的“人”则是“象人侧立之形”。由此可知，“文”首先是一个名词，或者说具有名词的词性，它所描画或展示的是一位正面站立的，胸前有文身的人。作为名词，“文”既是一位活生生的“人”，是中医最基本的面对的生物体。

　　“刻画之纹饰”和“以文身之纹为文”，卜辞之“文”的这两项释义中，“刻画”和“文身”是动作，是主体的创作行为；“纹饰”和“文身之纹”，则是作为名词的“文”的特性。前者赋予“文”以动词的词性，后者赋予“文”以形容词的词性。

　　“文”作为名词，界定着兼有艺术家和艺术品双重身份的主体；“文”又是一个动词，叙述着一个正在发生的行为或文化事件；“文”还是一个形容词，描绘着审美特性和艺术魅力。“文”的三种性质，本质上是兼性主体的一体三性。

　　兼性思维是中医文化的重要特征

　　“兼”者，合并，由部分合成整体。如《左传·昭公八年》谓：“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荀子·解蔽》说：“万物可兼知也。”在中医文明史上，作为文化的表征主体兼性无处不在。以中国古代的医学家为例。古代许多职业的医学家，就社会身份而言，医学家亦儒亦医：达时为儒，平时为医；儒仕为官，隐遁为医；治政为官，治人为医。

　　文化名人如沈括、苏轼、陆游、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辛弃疾、司马光等，都是“无儒不通医”。古时儒医同谓，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傅若金《傅与砺诗文集》），儒医著书，立说立论，推动了医学发展。儒学、医学倘若两精，可为士林称颂，并且受到社会的尊重。这种兼性身份，兼性职业也必然带来兼性思维。

　　著名西汉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中说：“诠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

　　这是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已经成文，如果有什么地方和以前的评论是一样的，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和前人写的有所出入那也不是我刻意，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无论和前人的思想相同还是不同，现在把道理给你分析出来，其中比较核心的意思予以阐述。这是说，文学的“端性思维”和“兼性思维”。刘勰将“端性思维”形容为“庭间回骤”（见二十九篇），内容是论述文学创作的继承和革新。各种文体的基本写作原理都有一定规律，一定规律的原理要有所继承，对无定的方法要有所革新。“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文学的发展革新，是无限的，继承和借鉴非常重要。

　　如果单纯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就会“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而“兼性思维”则是“万里逸步”，文学的事情和医学的事情，都要有一定的纲领，应该掌握住主要方面。广泛地例览和精细地阅读历代经验，抓住其中的要领，开拓自己的思路，注意掌握关键，放长缰绳，驾马远行，“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纯熟掌握一种技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中医临床，纸上谈兵是不行的。用刘勰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圆满观照一切万象，务必先要广博观察。而“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这样，兼性思维成就了兼性的主体，引喻在中医文化上，辨证思维主体身份和多样性，反过来铸成了兼性思维的辨证思维主体，这就体现出了中医辨证思维的哲学性和文化性。

　　中医辨证思维哲学非常广博，中医文化极其深厚，其无尽之淵薮，不是本文可以完全阐述明了的，但在研究中医文化的进程中，辨证思维的哲学性、文化性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值得探讨和关注的方面。（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卢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