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葛洪传》有诗说：

“稚川优洽，贫而乐道。

载范斯文，永传洪藻。”

　　葛洪是中国秦汉以后两晋时期最重要的医学家。《晋书》这里说的“优洽”，指的是才思卓异而学问广博，融会贯通的意思。“载范斯文”是指其著《良吏传》、《隐逸传》、《神仙传》、《郭文传》及整理《西京杂记》等著作。“洪藻”是对其著述与文学、医学价值的评价，认为它们都内容丰富，能够永传于世。《晋书·葛洪传》还说：“凡所著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赡。”这可以说是概括了葛洪学说及其杰出一生的评价。

一

　　中国五大宗教中，道教是唯一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是真正的本土宗教。道家与道教有时也称道教为道家、黄老。但严格来说，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钱穆先生说：“先秦道家，主要惟庄老两家。此两人，可谓是中国道家思想之鼻祖，亦为中国道家思想所宗主。后起道家著述，其思想体系，再不能越出庄老两书之范围，亦不能超过庄老两书之境界。”（《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以后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葛洪就生活在这一时期（283—363）。葛洪是医家，也是位道家。《论语》记载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微子》)的"避世"(《宪问》)的人。这些隐者曾经嘲笑孔子，他们认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些隐者的代表人物是杨朱。杨朱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一前约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一前约289年)之间。孟子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道家著作《列子》里，就有专门题为《杨朱》的文章。

　　《老子》里也有近似的思想。譬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段话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道家的思想就是全生避害。

　　葛洪的时代，在中国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尤其是自西汉中叶以降，道家思想经过长久地积蓄，在这一时期里开始复兴、勃发。中国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一花独放，统治着政治思想等一切领域。但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颓坏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天人感应”神学的权威逐渐动摇，慢慢走向衰落，许多名法之学，包括道家思想，开始挣脱儒家思想的压抑，走上了振兴。当时思想界名人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摆脱神学的束缚，掀起一股强大的社会批判思潮，由此促成了名法思想的复兴，崛起迅速，与名法之学复兴风格不同的道家思想，显得很舒缓、平和，好像是春雨润物，没有什么声响，但又无处不在，深入人心。

　　东汉后期的道家思想的复兴，是在人生哲学的层面展开的。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骷髅赋》中，明显有老庄思想的存在和情怀。其《思玄赋》曰：“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摇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峙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思！”这里，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已经揉进了修身自娱，超越世俗的情怀，这些就是后来道家所推崇的人生境界。

　　道家思想在东汉后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为道教后来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葛洪的《抱朴子》，则为道教体系的建构确立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葛洪又将道家学说中贵柔却私、见朴抱素的思想改造、转化为长生、成仙之道，为道教道德准则和中医健康主张开辟了新的道路。

　　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一书，其书名可能源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而来的。斯书共八卷，内篇20篇，论述神仙吐纳符篆勉;外篇50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整体上总结了魏晋道教神仙理论，确立了道家的炼丹理论。就是这个炼丹理论，开启了世界化学炼丹史和中国中药丹药的先河。

　　葛洪认为，变化是客观的、绝对的。他由此得出了物类可变的结论。《抱朴子内篇·黄白》把物类变化的范围推得很广。在葛洪看来，变化是没有极限、没有范围的。事物会自然地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如高山变为深渊，深谷变为丘陵等等。变化可以为人所掌握、控制。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干预自然的变化，就能让这些变化为人所用。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促使事物按照自己的愿望发生改变。一切在变，一切能变，这不仅是道教的物类变化观，而且还是老子“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的基本思想。

　　万物皆在运动，有运动才会变化，有变化才可能发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都会反向另一个极端。运动变化，不仅是生理的常态，同时也是人体疾病的一个正邪斗争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葛洪的变化论思想，最早主要是为论证其宗教信仰，但用来解释人羽化成仙、炼铅汞为仙丹的可能性，解释神仙的神通变化，虽然是哲学、医学、宗教信仰的杂糅，但也反映出宗教哲学与医学哲学的差异。

二

　　人的长生不死得道首先要长寿，长寿则意味着少病或无病。《抱朴子·杂应》指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葛洪就是本着以医术救己救人、辅助修仙的思想，坚持多年，所以在医药方面多所钻研并取得了非凡的历史成就。

　　中医学因其对人这一主体的关怀，导致其理论基础只有向道家终极关怀中汲取支持。所以说，“医者，道之流也”。道家以精、气、神，谓之三宝，如果我们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吸取了道学理论而形成的话，那么，反映的道学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就成为了医学哲学的研究对象。

　　葛洪在热衷研究道教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其编著了许多医书，尤其是《玉函方》一百卷，此书虽已佚去，内容难知，但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大成的巨著。同时，葛洪考虑到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对于“贫家野店”，是难以购办的，于是在百卷《玉函方》基础上，精心编撰成《肘后备急方》三卷（后世又整理成了八卷）。这部书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就急性传染病、脏腑慢性病及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各种病因、症状作出正确描述，同时也奠定了葛洪在中国医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

　　《备急方》内容包括内科杂症、外科急症、传染性热病、寄生虫病、五官、妇、儿科等多种疾病。作者的原意是收集张仲景、华佗等前代名医的医方和周、甘、唐、阮诸家备急方药。给他改编的人陶弘景又增加了大量内容。从今本《肘后备急方》来看，也确实保存有如扁鹊法、长桑君方、仲景方、华佗法、范汪方、小品等书所删方药的内容。

　　葛洪的医学贡献很多，许多都是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在《肘后方》中对疟疾种类、症状与治疗的描述和对药物“分类归整”、“药证相应”的整理，对后代陶弘景重要著作《本草经集注》中的“法象理论”具有重大启迪，其在《肘后方》卷三“治寒热诸虐方”中载将疟疾分为温虐、瘴虐、劳虐，共计方剂三十余首，其中尤以“青蒿方”为著。

　　葛洪最早提出“厉气”的概念，认为各种急性传染病并非鬼神作祟，而是由自然界中一种不同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的“厉气”所造成的。还最早记载了羌虫病。这种病是由恙虫的幼虫（恙螨）作为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直到20世纪20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

　　同时，最早记载了天花的流行。《肘后方》准确而详细地描述了天花的典型症状，并且将其命名为“虏疮”，认为是由俘虏传入中原，并第一次提出了治疗方药。还第一次记载了狂犬病，提出应用狂犬的脑子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毒攻毒”治疗狂犬病。葛洪提出这种治疗思想，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葛洪还最早记载了结核病，书中不仅明确记载了肺结核的病状和发病过程，而且还指出其具有传染性，将其称为“尸注”。

　　葛洪在《肘后方》中，创立的多种急症治疗技术，大大提高了急症治疗效果，包括人工呼吸法、洗胃术、救溺倒水法、腹穿放水法、导尿术、灌肠术等。最重要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启发后世，2011年9月，以屠呦呦为首的当代科学家凭借这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药，获得国际医学奖，挽救了全球无数人的生命。从而，葛洪的名字镌刻于人类文明史、中国医学史的荣誉墙上，永远熠熠闪光。（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卢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