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思维角度，探讨中医的守正创新

　　作者：卢祥之

　　现在是中医创新的关键时刻

　　今天，中国中医正处于重大创新的关键时刻。中医要复兴、奋起和全面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新引擎的大背景下，中医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文化。现在中医学正酝酿一次大的学术转型，即朝着构建大国学术体系的方向迈进。构建中医话语，讲述中医故事，介绍中医经验，传播中医智慧，并与世界医学开展对话、交流和交融，已成为当下中医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早在140多年前，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就深刻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上科学的各个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7页）中国春秋时期左丘明撰著的《国语.周语下》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又说：“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在中医发展道路的焦点时期，重温恩格斯的名言，注重中国先哲的文化提醒，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也有深层次的民族内涵。

　　恩格斯说的理论思维，就是在知识和经验事实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物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理性思维。这种思维主要表现在富有抽象性，和惯性的经验思维不同，理论思维主要是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方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而哲学观点在理论思维中起着统率作用。哲学，西方学者谓为“爱智”，强调的是“过程”，不停的质疑和询问，不断地看到新的天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思想就是反思的思想。冯友兰先生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我们如果把哲学思维与中医学发展创新关联起来，以哲学思维引导中医学开拓，既是当代中医学发展需要关注的战略焦点，也是中国中医成功崛起需要坚持的重大问题意识。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1842.7.《莱茵报》）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不仅能从认识上决定如何把握中医学发展本质的反思能力，而且在从实践上决定着引导、推动中医学发展创新的方略水平，甚至能在更深远的价值追求上，决定未来中医学发展的维度、广度和深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过漫长艰难的发展过程后，中医学很早便从传统自然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了，经过千百年多种流派，多种学说的出现、争鸣，不断自我分化，不断成熟，成长为中国人把握健康的一种基本方式和社会学的，医药学的弘大事业。

　　中国中医数千年来走到今天，面临伟大振兴新的历史阶段，历经多少考验而能浴火重生，历经多少风险挑战而能凤凰涅槃，不仅没有被严酷考验击倒，反而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能。尤其是近年新冠肆虐的“压力测试”，考验出了中医发展无限的韧性，其勃勃后劲，有如《淮南子·时则训》所说：“勃勃阳阳，惟德是行，养老化育，万物蕃昌。”事实上，从中医历史发展脉络中，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彰显出过中医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旺盛的生机活力。

　　中医发展的三次重大转折和高峰

　　梁启超先生在《格致学沿革考略》导言中说：“故欲语一学问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溯端竟委，观前此萌达之迹，为将来进步之阶。”文化和历史总是延续的。

　　历史上中医发展的第一次转折和高峰，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基和秦汉时期的成熟。《内经》《难经》融《易》学为用，提出“天人一体”和生命规律。卢医扁鹊，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奠定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先河。除此以外，以伤寒、杂病和外科等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次转折和高峰，是宋元时期的学术规范和学派生成。从历史来看，中国自宋以后开始进入近代历史的。宋朝（960年—1279年），是一个文官统治的朝代，加上科举取士，读书的人明显增多，中国四大发明中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宋朝。宋立国300余年，两度倾覆，但都是由于外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直接亡于内乱的王朝。宋朝的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儒学复兴，出现了程朱理学，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而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也较少。陈彭年等的《大宋重修广韵》和《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型典籍整理印行，促成了罕见的文化繁荣。

　　当时发生了几件医学上的大事：官方第一次组织了解剖学实践，并绘制了解剖图谱—《欧希范五脏图》；第一次发布了中成药标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跨出了标准化、规范化的第一步；研究《伤寒论》开始兴起总结、梳理宋以前所有的学术特点，蔚然成为社会风气，引领了社会潮流。在朝廷的影响下，一些官僚大臣也对医学颇多关注，整体上促进了中医学术形成规模和更趋丰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学派所立者，个个经天纬地，每一位都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环伟倜傥”（《晋书·郤诜传》）；哪一位的学说，都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这些众说众派的学术余脉，带来了明清两代治疗外感热病方面的创新和伤寒学派重大成果。

　　第三次转折和高峰，是从格致为学到中西汇通。迄1636年历史入清，伤寒学派的张志聪、陈修园、柯韵伯等人著书立说。与此同时，温病学说也迅速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温病学家，尤其是吴又可提出“戾气”说，认为温病乃天地间异气从口鼻入侵所致，这一学术见解早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提出的细菌学说200多年。叶天士的《温热论》，阐明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热病规律，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创立了“三焦辨证”体系，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温病学说，开始了现代中医治疗急性传染性疾病的先河。这些丰富的学术、学说体系，都是中医当今“守正”的源泉。

　　守正创新发展的哲学观照

　　目前，中医体系正全面提倡守正和创新。主要内容应放在在理、法、方、药几个方面。应当着眼于维护典藏、传承精华、培养人才、创新发展、拓展空间、保持特色、发挥优势进行探讨。“守正创新”，创新首先应该是学术上的创新，要有新的研究，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如何创出新的观点？北大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曾就文史研究问题说过：“出新不能离开守正，基础要稳，走的路要平正通达。只要基础牢固，有充分的资料作依据，可以大胆提出新的结论。但为了求新而故意用偏锋，或者故意抬杠，则不是学者的风度。”（《袁行霈文集》第三卷）所谓“正”还需要打好牢固的学术基础，勿求速成。如唐代韩愈所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与之相反，剑走偏锋，追求捷径，心浮气躁，刻意求新则不是学术研究应走的道路和应有的态度。

　　中医固然有中医自己的特色，但从本质上说，中医是社会科学的，是具有非常明确哲学属性的医学学术体系。中医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文化，本质上注重的是讲究事物的属性，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病机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关系。千百年来，中医学正是在接受、借鉴了人类共同的卓越思想，尤其是在学习、研究、彰显、洞鉴、涵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钩深极奥，继承了传统文化最优秀的“合理内核”和民族的精神追求，不断跟进，不断融合、扩大、丰富，从而形成了自身成套的理论体系。

　　无论是哲学也好，中医学也好，学术体系建设必须要符合时代的要求，并与国家地位相匹配，自身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几方面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筹协调和相互促进的。中医以传统哲学为立论基础，强调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认为天、地、人互感互通、恒动圆融。概念是多义的，而且涵盖面广，具有强烈的哲学辩证特色。中医的宏观思想正在被广大学术界认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视野中，文明的辩证法是哲学的生命线，更是推动中医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重要思维方式。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铭》）在中医学发展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组成部分的背景下，以哲学思维来观照中医学发展，在战略层面系统地思考和厘定何以守正，并切实研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理念，在今天的中医学发展实践中，面向未来，守正和增强自主创新道路上，日趋显得十分重要。

　　我们应当充分调动哲学思维所具有的总体性、前瞻性、引领性功能，在大的方略层面上提供坚定的引领和支撑。当代中医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创新战略，不仅是中医最显要的现实课题，也是最深层的哲学命题。这就呼唤着中国中医界站在文明思维的制高点上，以更合理、更深邃、更可持续的发展实践，去创新，去架构未来图景，这样才更能适应今天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