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祥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近些年来由于烈性传染性疾病肆虐，又由于中医运用温病方药治疗取得奇效，人们眼光基本都聚焦于温病学，尤其关注明清两代吴有性、叶天士所阐扬的温病理论和实践方药。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于是吴有性六十岁时编著了《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大大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叶天士则开创温病“卫气营血”辨证大纲，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辟了新的途径。

　　实际上，早在明清以前五百余年，北宋时期的著名医家庞安时，就提出了温病学的许多思路，就温病学理论早期形成方面，建树极多。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评价庞安时说，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张仲景）遗旨。”苏东坡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极高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高标独举。另一位著名文学家，史称“苏门四学士”的张耒（即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四人。）张耒在其代表作《柯山集》中记载道：“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后世医家论庞安时评价“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成就不在古人下”。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是湖北省浠水县麻桥人，天资雋颖，出生于中医世家，是北宋著名医家。历史上，中国文化、中国学术是自宋以后开始进入近代历史进程的。宋朝（960—1127年），是一个文官统治的朝代，加上科举取士，读书的人明显增多，中国四大发明中胶泥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宋朝。因为印刷术是人类文明发展重要的促进工具，它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对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创造了基础条件，也对世界文明史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两度倾覆，但都是由于外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直接亡于内乱的王朝。宋朝的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尤其是儒学得以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而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也较少。陈彭年等人的《大宋重修广韵》和《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型典籍的整理印行，促成了罕见的文化繁荣。宋太祖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极致，在理学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井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一系列发明的社会背景下，优秀人才辈出。宋代名人史尧弼，就是传世名诗《古松》“人之生也直，此物自长年。雾雨晦深谷，风云乘半天。扶危正须尔，得道亦超然。惨澹空回盼，长吁立暝烟。”的作者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

　　而庞安时，《宋史》上说：“庞安时，字安常，蕲州蕲水人。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诀》。安时曰：是不足为也。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其“参以《内经》诸书，考究而得其说。审而用之，顺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宋史·列传二百二十一·方技下》）

　　庞安时在二十岁时，其医名就传遍江淮，为人治病，不分贵贱，招待住食，尊老慈幼，就像是病生在自己身上一样。遇有病沉不治者，必定如实相告，不再耽误以费钱财购药治疗。有时治好了病，病家持金来谢，也都不尽取。其医德高尚，著称于史，尤其精于伤寒，以善治伤寒名闻当世，在学术思想方面，对伤寒与温病多有发挥。

　　《宋史.庞安时传》载道：“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宋史》还说：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方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求盖出于此。”庞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而且他对登门求治者，设坊（医疗室）留诊，就是收置住院，并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才允其回家。所以史称庞安是中医开展住院观察治疗的第一人。

　　张仲景在《伤寒论》论中暍（暑病），仅简述“太阳病，兼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者，名为中暍。”庞安时则详论其病并列多方；《伤寒论》治病总在六经辩证，虽可涵盖外感内伤各种疾病，但不失原则性过强，庞安时治疗伤寒不仅从疾病的发病原因、发病症状入手，还创造性的结合患者体质、居住地的环境、地域、气候等进行综合探讨。

　　庞安时的另一贡献是着重提出了“疫气”是发温病的原因，而且能够引起流行病、急性传染性外感热病，是外感热病中另一类性质不同的疾病，这类疾病虽然属于温病范畴，究其病因，则是感受毒气很强的疫气引起的，提出了温病与伤寒分治，这种认识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了产生了重要影响。

　　庞安时治伤寒学与晋唐时期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概念不同，而是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伤寒温疫的不同方面进行探索。致力最深的是春夏二季的温热病。这也正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好发季节。庞安时并不满足于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的外感热性病，提出了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概念，如冬温与温疫，并强调了其病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为后世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打下了早期实践基础。庞安时说∶“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者，皆由冬时触冒寒毒所致。自春及夏至前为温病者，《素问》、仲景所谓伤寒也。有冬时伤非节之暖，名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实时发病温者，乃天行之病耳。”（《伤寒总病论》）

　　庞安时指出，冬温：冬日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及时发病，至春乃发，称为冬温或温毒。临床表现出斑疹，如锦文，或溃烂为疮，兼有外感热病的一般症状。治疗以清热解毒透发为主，在病因和传染特点上强调，其为感冒非节之气为病，故“人人皆感，每每成疫。”（《伤寒总病论》）

　　庞安时还在《伤寒总病论》中整理了五十五章节列述自己实践和多人多方。庞安时十分强调四时自感乖戾之气。特点是热重于伏气温病，而且具有流行性，重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遍染一家。将其归织成五种类型，治疗均以清热解毒为主。虽然今天看起来，这些温疫的理论还比较幼稚，但这却是当时寒温分家的重要时期。《内经》也曾提到“温病”，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谓：“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但这只是温病理论认识的初期，庞安时提出的冬温、温疫认识，代表了明清以前半世纪时的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也可以说是温病学逐渐成长、长成阶段，而在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温病研究成果，给后代温病学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引路者作用。

　　宋代文豪苏东坡有一篇名文，叫《游沙湖》。里面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予将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时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这篇文章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三月，又名《游兰溪》，苏东坡当时打算在沙湖购买田地，苏东坡去看田地时认识了庞安常，因而创作了这篇传世之作，文章从侧面记载了庞安时的事迹和医名。常言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人生岁月的流逝，就像东去的流水一样，涛涛东去，无法挽留。但是世事总有意外，苏东坡说“门前流水尚能西”，眼前水向西流，又是真实的，说明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诗文叙述看似浅显，却很值得回味。唐代大诗人李白《赠汪伦》诗说“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人们一想到李白惜别的诗，自然就想起汪伦。“曲成万物而不遗。”（《易经·系上》）自然界现象千奇百怪，地理变化也是陆离多态，一看到流水向西的独特自然现象，想到苏东坡的诗，就会想到庞安时，于是在中华文化史上，就永远传扬着庞安时的为医美名。

　　历史上还有一则记载，相传有一天苏东坡正坐在书房里读书，外面有人来报：“启禀大人，府外庞安时求见”。苏东坡忙说：“有请”。庞安时在来到书房，一眼看见门旁新挂了两只灯笼，随口吟一联：“灯笼笼灯，纸（枳）壳原来只防风。”苏东坡正好迎出门来，听了立刻续出下联：“架鼓鼓架，陈皮不能敲半下（夏）。”吟后二人相视而笑。苏宅院子的中央有个小园，园中有翠竹，庞安时随口赞道：“中暑最宜淡竹叶”，苏东坡对：“伤寒尤妙小柴胡。”

　　当时还有位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就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的黄庭坚，也是传统《二十四孝》故事中“涤亲溺器”的主角，黄庭坚与苏轼齐名，时称“苏黄”。庞安时就与苏、黄这些文人过往甚密，经常一起吟诗，而且书信频繁。有一次，庞安时治愈了一个重病人，没要患者一文钱，只索赠祖传的名墨（病人自称是制墨名家张廷珪所制）相送。庞安时又把墨送给苏东坡，并换了几幅字。苏东坡觉得自己捡了便宜，还主动替庞安时宣传，赞扬他的医术和医德，尤其是治疗伤寒，往往手到病除。这些真实的医疗典故在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笔记》，张耒的《明道杂志》，以及北宋翰林学士开拓了以“气“入词的词坛新路，集中表现在“英雄气”、“狂气”、“逸气”的叶梦得《避暑录话》等笔记文献中，都有记载。

　　庞安时58岁时身染重病，他的学生请他自己给自己诊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于是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人相坐，话未说完，头斜而卒。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妙华庵，内设庞安时塑像。庞安时著有《难经辨》、《主对集》、《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等传世，在药理、医理、医疗，尤其是温病学分列和相关著述，为宋朝以后中医学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财富。（本文撰写得到佘靖教授指教和阅改，谨表深深谢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