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经世传统与人文精神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卢祥之

　　经世致用是说学术须益于国事，用于治事、救世，反对浮泛空谈。这是中国治学的一种社会倾向，也是一种思想传统，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思潮，这一倾向、传统和思潮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2500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希望改变社会动荡的局面，从而达到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礼记·礼运》）。孔子创立儒学，儒学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入世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学的一个特点是不仅求尚思辨，而且是更偏重用很实在、很实用的信条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从事政治和治理国事。

　　学术讲求“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中医更是如是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少负经世志”，“弱冠时即以经世自励”（《晋书· 列传第三十二》）。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社会，有的甚至承担起治国理政的重要责任。孔子之后，历代许多学者积极倡导经世思想，面向实际，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明末清初，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达到极点，于是一些学者提倡“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提倡“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学问第二十》）。

　　历史上经世致用思想的盛行大多有一个时代特征。太平盛世之时，经世致用思想有如春风化雨，润物育人，而在社会转型或动荡来临的时候，知识分子则多立说呐喊，推行经世风气。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经世致用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表现更加明显，同时又与时俱进，适应时代，这就是纪晓岚说的：“古之圣贤，学期实用”，“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周积明《<纪昀评传序>》)。

　　中医和其他学术一样，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熟悉中国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医的经典发轫著作《内经》，历经春秋、战国乃至秦汉，集百千年很多医著、医家智慧，最后以《灵》《素》相合，在当时学术皆托“黄帝”“天道”的大背景下，成就了《黄帝内经》，但其中有许多概念、观点都来源或取自于更早的政治、经济学术著作，包括儒学、黄老、道及墨、名、法、杂诸家著作。

　　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十分确切，这在其自序中已经说明，就是在东汉的战乱建安汉魏之交时期，这个时期，东汉实际已名存实亡，三国鼎立局面开始形成。儒家经学明显衰退，学术思想多元化局面已经呈现。张仲景作为奠基临床学的“医中之圣”，他不仅是位从政治国的“长沙太守”，是地方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且其行医多地，饱蕴仁爱、亲亲、孝悌、忠恕和“推己及人”的经世理念，如他自己在《伤寒论·自序》所说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这种非常细心、细致的敬重，对患者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恭敬与善待，谨记“忠恕之道”，正是中医“经世”的最初体现。

　　中医自汉以后，入唐，主题是“大医精诚”；入宋，是百派衍生。范仲淹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记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岳阳楼记》）。良相是治国的，良医是治人的，治国、治人、治病道理相通。迄到明、清，中医更是适合了社会需要，自温病学派形成以后，对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救治，更是大大惠及华夏苍生。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医不仅在“新冠”抗疫斗争中突出伟大作用，而且在治国理政方面更是凸显到了极致。

　　中医有中医自己的特色，但从本质上说，中医是社会学的，是具有非常明确哲学属性的医学学术体系。中医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文化，讲究、推重整体思想，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病机的相互依存和对立转化关系。几千年来，中医正是在接受、借鉴了人类共同的卓越思想，在学习、研究、彰显、洞鉴、涵泳传统文化方面，钩深极奥，继承了最优秀的“合理内核”和民族精神追求，不断跟进，不断融合、扩大、丰富，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经世之学，究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属于学术范畴，毋宁说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归根结底，中医的经世价值是确实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寻找自信，梳理中医文化自信，研究认识中医学，应当从更加恰当的社会存在发展中去评价和思考。

　　人文是文化基因，中医给人文发展提供德泽，人文为中医发展提供支撑

　　“人文”，《辞海》中说：“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周易·贲》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这里主要是指修饰。修饰出美，故曰“美在其中”。孔颖达在《周易疏》中说：“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又，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又说：“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文化是生产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知识或经验，具体到社会现实中，文化包含了人的衣、食、住、行和心理意识，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文化现象，当然也包含了人间诸事。

　　中医与中国哲学一样，特点就是非常鲜明地以人的精神生命为研究对象。与西方哲学向外求索、以自然界奥秘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取向完全不同。西方的人文认识往往与人性和教育相联系。作为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制度，一种法律，人文思想及其精神，是人文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人文制度又是人文思想的具体实现。无论是东方抑或西方，人文的核心都是“人”，以人为本，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而中医的人文精神，深层的含义和内涵，正是与生俱来的对人的关怀。

　　北京大学的楼宇烈先生给中医人文内涵作过四方面梳理：一是上、中、下医的“中”。古语有云：“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不仅仅看“病”，如果仅仅看病、治病，那便是下医。二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真正高明的医生是治“未病”，让人不生病。三是“是药三分毒”，能不用药就不用。四是中医讲究“中正平和”，生命因中正平和而产生延续，这是中医最核心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中正平和”是一种生命的动态平衡状态，“中”是一个不变的原则。（2019.4.11 《中国中医药报》）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不但是哲学的目的，同时也是中医的人文追求。（《境界：冯友兰谈人生》）

　　中医的人文内涵还表现在中医的基本观念、指导思想上。中医的整体观是中医的基本思想。人是个整体，疾病不是某一个部位出了问题，而是整体上出现了问题。中国哲学强调整体关联与动态平衡，中医的辨证理论体系就是在哲学整体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发现和加深对中医思维的认识，是研究中医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中医的许多方面体现是思维的直觉。中医思维往往是曲线性的，尤其是四诊八纲的认识，逻辑上相对模糊，某些方面、程度，更接近于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学。哲学上要想说明直觉是很困难的，众说纷纭，中外哲学界莫不如是，但直觉是一种哲学方法，这一点是公认的。著名科学家卡普拉说：“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直觉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理性和直觉是人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重要思想方法，而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中医人文精神的两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