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思维与思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结合到中医，说清楚中医几个基本问题，尤其是思维和思辩的问题，可能对中医学习、理解，会有某些程度的赋能。

　　思维和思辩，相差一字，意义有同有异。客观来说，两者都是中医的概念，更是哲学的概念。

　　孙思邈说：“不言易，不足为太医”。这是公元581年-682年时说的，距今已是1443年前说的话了。“药王”孙思邈在这里说的是“你若不知易就成不了一个高明的医生”。“易”，易者，阴阳之道也。《易经》为三部，就是《连山》《归藏》《周易》。所以谓为“三易”。《连山》《归藏》今已失传。秦汉时期融汇而成《经》《传》，合为《周易》。讲的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解释了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所以后世一直有人说：“孔子撰周易”。《周易》在汉代居于儒家经典之首。

　　我们中国的学术，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周易》便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从唐代开始，《周易》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

　　在《易经》成书以后的秦汉，出现了《黄帝内经》，其中许多原理和论点、方法都学习、吸收、借鉴了《易经》，蕴含丰富的《‌易经》‌哲学思想，‌尤其是天人相应、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藏象学说、运气学说等等，都与《易》相通，故“不知易不足以言医”，不仅是对中医学习的一种要求，‌也是对中医与《‌易经》‌内在联系的一种深刻揭示。‌

　　一

　　中国医学讲求思维。“思”者，深想也。“维”者，《楚辞》说：“维，纲也。”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坚持整体动态，讲究综合与直觉体悟，具有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特点，是弹性很强的诠释模式和思想架构。

　　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缺乏明晰的指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只重感性、‌不重理性。‌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充分运用了语言分析方法，‌具有丰富的思维论证。‌

　　现在有些学者用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论点印证中医的这一特色，他说“站在思想的高墙上”，其实就是看问题要多视角。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他们师生都坚持经验主义和语言哲学，讲究实证主义，认为认识不能超越于经验之外。说起来，实证主义更适于说明现代医学。现代医学强调假设、‌验证、‌实验和数据。中医则更侧重于理论思维，‌强调辨证、‌唯物、‌审慎、治未病、协调统一。

　　中医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的思维。认为事物之间都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个体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体。同理，只有把个体、部分放到整体中去，部分和个体才能凸显认识的意义。

　　中医的有效性并不是仅仅通过实证主义来验证的，‌而是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作为支撑‌的。‌

　　中医在诊疗过程中，‌运用理法方药的思维模式，‌通过辨证分析，‌找到疾病的根本原因，‌再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中医注重治未病，‌认为疾病的产生与外在环境和内在情志相关，‌治疗时更强调人体整体机能的协调和调整。‌

　　中医的思维最集中的体现，就在于理法方药一系列的辨证之中。清晰的思维论证对中国哲学研究极其重要。‌哲学提供的是一整套思维，‌学会以后，‌人的脑洞便能打开，‌遇到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哲学强调彼此不分，互为关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长阴消，阴消阳长，体现了整体和关联的思维方式。这和中医学的阴阳互根、阴阳相成非常接近。相互对立的阴阳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化生、‌相互为用。‌所以张景岳在《类经附翼》中说：“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胜之以阳。”

　　阴阳互根是相互依存、互为根本。这一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告诉我们：“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重阳必阴，重阴必阳”“寒极生热，热极生寒”。

　　杜甫有首诗，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山之高乎，南北相隔，山前向日为阳，山后背日为阴。天亦如此，有昏有晓。

　　中医的思维即是如此，运用阴阳概念，内含、外延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认识对像，所有方面，包括生理的、病理，涉及到一切的思考活动。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于人的大脑思维，有这样的见解：他认为思维不应受成见和权威的束缚，‌而应独立自由地进行。‌应当是本原性的、纯粹的、没有任何东西给予它的，它的一切均由它自己创造和设定。这和中医的思维模式很是相同。

　　今天我们学习，继承老一代学术经验，往往受限于自己的或他人的经验，‌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有可能成为认识事物的障碍，‌导致我们过于依赖过去的模式，‌从而忽视其他的可能。‌

　　经验对人们认识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认知偏见、思维模式固化两个方面。临床工作中，许多经验可能导致我们形成特定的认知偏见，‌更倾向于以某种方式解释疾病现象；长期的经验可能使思维模式变得固化，‌难以适应个体的、具体的、新的情况或挑战。‌面对无穷无尽的新的疾病谱和新问题时，我们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创新性。‌如果通过积极的努力和思考，‌超越这些限制，‌实现更广泛，更高层面的认识，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医学诊疗认知水平。

　　二

　　中医讲究思维，也讲求思辩。“辩”，《说文》：“辩，治也。”段玉裁注：“治者，理也。”能治事、决是非者必聪明，故“辩”又引申为慧、聪的意思。这里的思辩更侧重于运用逻辑的推理，进行概念的思考。‌思维，主要是强调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和发展规律探讨，‌比较宏观。注重事物、人体、疾病的内在联系和矛盾统一；思辩更注重对事物的质疑、‌分析和细节评估，‌注意中观和微观，具象。尤其更强调推理和证据的分析。‌

　　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战国时期的墨子很强调事物的分析性、确定性的认知方式。墨子的“显学”，主张以“耳目之实”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主观臆想，而要以看到、听到的为依据。

　　中国古代的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思辩性更强。与先秦、‌汉唐儒学相比，‌宋明理学更多地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哲学思辨性，‌使得中国思辩的理论体系哲学性更加突出。‌

　　就总体的文化流变而言，宋明理学不仅是儒学对佛教挑战的回应，也是对魏晋玄学挑战的一种回应和消化，学术上承担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职能。

　　这一学派融合诸子百家之说，吸收外来文化，开创中国文化发展新方向，不仅成为南宋以来800多年中华民族自我更新、自成一体的学术话语体系，其博大的思想文化遗产，对中医学的影响十分深刻。‌

　　而西方的哲学家们，‌比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也都表示出了独特的思辨方法。‌亚里士多德强调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黑格尔则提出了辩证法，‌这种方法通过对矛盾和对立面的冲突与统一，‌来推进认识和真理的发展。‌黑格尔辩证包括三个基本环节：‌否定、‌否定之否定和综合。‌事物的发展是通过矛盾的统一和斗争。‌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方面，‌这些对立面之间的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变化，‌最终通过否定和进一步的否定达到更高层次的综合，‌从而促进事物的发展。‌这是一个不断否定、‌螺旋上升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印证了中医思辩的哲学道理。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是违反了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

　　中医的辨证论治，高度体现认证识证的过程。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病理现象，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变化的本质，通过思辩，会更深刻，更正确地了解疾病的本质。

　　综合、归纳来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的学科，中医哲学就是中医学独特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论。中医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思维和思辩哲学特性。

　　中医哲学源于但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不能用西方哲学来套中医哲学。中医学在今天新时代健康发展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使得其必须同步于新的中医哲学观。新时代的中医哲学思想决定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医能否开创新局面的大事。因此，建构新时代中医自主的哲学思想，强调、规划中医的哲学思维与思辩，是加快构建中医思想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值得重视。（卢祥之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