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5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而中医就是中华民族的“绝学”，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清代恽敬在《<说文解字谐声谱>序》中所说的“若夫成一家之绝学，求前人之坠绪，开后来之精识”。

　　2020年世界范围内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谈到全球抗疫，唯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体现出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最甚。而中医“挺身而出”，一同站在疫情的最前线，此时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中医文化自信最甚。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之花。从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钱穆先生说：“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国史大纲》）中医药在几千年中医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华文化各方面的精华，与人的生命、疾病防治规律相结合，形成了人文与生命科学相融合的系统知识体系，不仅升华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形成鲜明的中医文化特色。而什么是文化？在中国语言系统中，距今三四千年的《易经》说：“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医药，五千年来，不仅“化人”，而且“活人”，真正起到了民族繁衍、拓展作用。中医文化与中华文化同根同脉，但也有其特殊的方面，总的范畴，有四根支柱，这就是指儒、释、道、《经》。

　　儒 学

　　儒学最初指的是司仪，孔学为始，但齐国稷下论坛以后，逐渐发展为主导学说。就是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的结论还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这个时期，也形成了中医文化的重要渊薮。儒学是一种学说，儒家是一个阶层，儒教是一种信仰，三者有相同有不同。儒家思想从浅层面来说，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区分的工具，从深层面来说，对中华民族文明文化发展作出了极大补充和丰富。医学与儒学在文史哲诸多方面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历史证明了二者有诸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

　　儒学和医学都强调“天人合一”。“天”是中国文化哲学中最古老的范畴，甲骨文中就有“天”的概念，《左传》上说：“天道远，地道迩”。《周易大传》说：“天地交泰”。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规律的外现。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大自然的旋律交相融合，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这就是“天人合一”。

　　儒学和医学同重“仁德”。仁德的观念，影响中医学非常之深。《墨子·经说下》道：“仁，仁爱也。”德，《论语·述而》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笔者曾给国医大师邓铁涛写过一首诗：“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天地间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学术贡献，在地上是山岳江河，在天上就是日月星辰。无数中医人的大医精诚，医德医风，救死扶伤，医者仁心，都是中医对“仁”“德”的崇尚。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修德与修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还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儒学和医学皆以“致中和”做思维的基本取向。

　　“致中和”三个字出自《中庸》，意思是达到中正平和。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所以《中庸》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中医学所阐述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

　　儒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影响巨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医、儒结合的现象。“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往往是儒者实践习行的理论依据，也是多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旷世流风、儒士箴言。历史上儒医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中医学术主要的助推者、发展者。

　　释 学

　　释，就是佛学。佛学进入中国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佛学也是中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尤其是大乘教派的道生哲学和静默禅宗，无论是五祖弘忍，还是六祖慧能，其顿悟、无碍之得和经、律、论三藏影响中医深度，其来也渐，其源也久。佛教经典《维摩诘经》对中医的影响尤深。如病因病理方面，中药认识方面和医疗技艺方面的相融相通，佛经与中医密切相连，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彼此交融，相互促进，印证和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在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流中，中国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迁。而世界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文明体系、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这也许就是中医学与佛学的互相影响和交融的道理所在。

　　道 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文化是同根生长的。历来就有“医者，道之流也”和医学“起于易，隐于道，显于医”的说法。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早年孔子在游历各国遇有不少“隐者”，就是后来的道学萌芽，以后发展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杨朱，就是生在墨子于孟子之间的“拔一毛而利天下”的那位哲人；第二是老子阶段；第三是庄子阶段。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所受启发就源于道家的中坚人物，也可以说是属于第三阶段的葛洪的《肘后方》。

　　历史多次证明，中国学术和医学的发展一直都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完成的。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没有异质文化的融合，就没有中国学术的宽厚，而中国学术也就不会如此完整。中国的学术体系之所以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不断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世界发展史告诉我们，凡是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是“独语”的文化，惟有包容，才有促进；惟有融合，才有繁荣。

　　《黄帝内经》与其学

　　我们学习《黄帝内经》，可以看到其有三大特点：一是“医家之宗”，整体规划设计了中医理论体系，二是“从其用而知其体”，奠定了中医的思维方式，三是强调“天人一体”“形神相合”，整体上把握了人的生命规律。

　　“四”这个数词，《宋史·乐志十七》上说：“大吕、大簇用四字。”“大吕”是古代乐律名，是六阴律的第四律。所谓“黄钟大吕”，黄钟是古代音韵六阳律的第一律。都用来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大簇是丛集、聚集的意思。

　　中国医学的文化自信，基础在此四根支柱，中医文化的“大吕、大簇”，就是上述的儒、释、道、《经》四个方面。

　　（作者卢祥之 系世界中医学会联合会高级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