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起源于中华先民在生产、生活中不断摸索逐渐生成的慧识，立足在“人”“仁”，主要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一直以儒学为正统。中国哲学与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等诸家互通互融，钟磬相应，基本主题是“中”“和”，追求的是和谐平衡，旨在启发人的良知，是内向的，不主张片面和极端。与“不是、就是”与“非此即彼”相比，更注意突出“不仅、而且”。往往不是停留在事物对立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能够看到事物对立面相互间的制约，并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使双方和谐统一，不轻率、不片面地排斥对立，更多的是寻求综合。

　　西方哲学基础源自数学、几何学与物理学，习惯于“刨根问底”，主要表现是理性、宗教和逻辑概念化。即便是成熟的黑格尔辩证法，以及后来被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升华的唯物辩证法，其中最主要的规律，是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而不得不说，这些概念都是中国几千年前《易经》所论的余绪。

　　中医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事物的属性，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病机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医学正是在接受、借鉴了东、西方人类共同的卓越思想，尤其在学习、研究、彰显、洞鉴、涵泳中国传统文化上，钩深极奥，继承了“合理内核”和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不断深入跟进，不断融合、扩大、丰富，从而形成了自身理论体系。学习中华文化，研究中医是一条最好捷径，如楼宇烈先生2017年11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所说的：“不懂中医，就不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国哲学讲“气”

　　春秋时期的《左传》，就以六气为论，如“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古代哲人认为，气是存在于宇宙中的不断运动但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存在于宇宙之中，运行不息，虽然不具有形体、声音、状态，但是客观存在，而且是天地万物共同构成的基础。

　　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期也重视气的学说。如阿那克西美尼曾提出了物质一元论，并认为气体是世界万物之源。认为不同形式的物质都是通过气体聚和散的过程产生的，火是最精纯或者是稀薄化了的空气。气体是遵照自然的力量，被转变成其他的物质，从而演变为一个原始的世界，就是人类生活着的地球。

　　而中医论气，更加明确：《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气是由精化生的极细微物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化为气。”精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而气是推动和调控脏腑的动力。《灵枢·决气》说：“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人的宗气就是来源于自然界的清气和水谷精气，两者和人的生命力紧密联系，不可缺一。再如《管子·枢言》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气”字往往表示精力旺盛、体力充沛的状态，“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 （《素问·六节藏象论》）。世界的本原就是气。如《素问·天元纪大论》引《太始天元册》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统坤元。”这一点，《素问·五常政大论》说的更清楚：“气始而生化。”气的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使宇宙万物滋生，行于天道，终而复始。

　　中国哲学将研究人及人的生存作为基础内容

　　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说，“与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中国哲学的特质》）人以一个有自然意识的生物体，顺应天意，了解与纠正自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自身的各种行为进行控制，才能达到与天共存、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哲学最终目的在天人观念，这一点，中西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李大钊先生说过，西方文化是“人间征服自然的”，东方文化是“自然支配人间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虽然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人与世界、自然关系的学说，也蕴含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见中西方哲学许多观点是可以通约的。

　　西方哲学更强调征服、战胜自然，认为世界与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的。这些思想观念影响至深，很大程度上铸就了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态度。而在这些方面，东方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加优秀，可以视为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再深一层而言，还代表着一种人生的追求、人的精神境界。而且，无论是天人感应论还是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哪个角度，都宣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爱精神，中国哲学与中华传统道德修养的密切联系，无不说明文化与哲学相通的本质和内涵。

　　中医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立论依据，并将这一观念具体化、实践化。将人与天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 。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辨证论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孔子就曾感叹地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任何事物都如川似流，运行不绝，生生不息。《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还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又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医所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把天、地、人、时的统一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建立系统的理论，形成了中医学特点。这些不仅是古人为了保养生命和治疗疾病做出的一种创造，也是中医理论框架和临床治疗学的主体。

　　中国哲学把“阴”“阳”看作矛盾运动中的两个对立范畴，并以双方变化的原理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

　　在哲学的范畴里，中国哲学认为事物都包含阴阳两个方面、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是相反相成，相互推移，不可偏废的。无论自然、人事，都不出此道，阴阳是构成事物的本性及其运动的法则。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的《诗经·大雅》中说：“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四时与昼夜的更替，日有升落，月有圆缺，都是阴阳双方运动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宇宙万物都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冲和之气是推动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源。《周易》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中医哲学也认为阴和阳是事物的相对属性，其存在着无限可分性。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和相互转化，是阴阳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根本形式。

　　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在阴阳双方不断的消长运动中实现的。“阴阳消长”是量变过程，阴阳转化是量变基础上的质变。“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物极必反”。水的加温会由液态变为气态，一年四季的更替，春天是阳之始，夏天是阳之盛，秋天是阳衰而阴起，冬天则是阴盛。正如杜甫诗中说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阳变易，就是老子的“物理极而必反”的学说。“极”是事物发展到了极限、顶点，是促进转化的条件，阴阳消长、阴阳转化是中医辨证思维的主流。

　　中国哲学重视“五行”

　　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的《甘誓》中指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五行大致是源于商代后期以来方位观念的术数化，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四方”“四土”的记载，东汉建初四年的《白虎通义》上说：“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洪范》上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不仅中国哲学讲“五行”，西方哲学也有同样或相似的认识。古希腊时期，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末期到春秋时期，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泰利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本原论》）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年）讲“火”，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火。宇宙就是一场大火，每隔若干年就燃烧一次，然后熄灭，又再次燃烧；而这种燃烧又有自身的分寸和尺度，有自己的规范，却不受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支配。这一点，似与中国唐代诗人杜甫一首诗的意思相近：“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昈。罗落沸百泓，根源皆万古。”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喜欢用火或者太阳比喻表达自己的认识。尤其是斯多亚派，认为火是最初的元素，是主动的本原；土、水、气三种元素由火产生，但水和土是构成万物的被动元素。

　　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曾提出火、土、气、水是组成万物的根，被后人归结为“四根说”。认为万物的生成和消灭，就是四根的运动。西方早期的哲学思想是科学思想的萌芽。西方哲学往往把自己和科学，比如数学、物理学以及后来的化学联系在一起。

　　中医的基础理论就是五行。《素问》上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更贵更贱，以知生死，以决成败。”中医是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运动，用来解释人的生理病理现象的。比较看来，中医的五行学说，更加深刻地阐释了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抽象概念，以五行的特性和相互关系来研究机体的脏腑、经络、生理功能的属性，将人的脏腑生理活动、病理反应，按五行特性加以说明，外应五方、五季、五气，内联五脏、五官、形体、情志。从中医五行学说中，可以清楚看到人体的内在环境与外在自然环境的统一联系，还能显示出相生相克、制化胜复的关系。从这些周密、整齐、系统方面来说，中医的五行生克学说，显然要比哲学上单纯所讲五行和四根更系统，更能说明问题，更有实际意义，也更丰富、完备、完善得多。

　　中国哲学关注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是将事物视为一个整体

　　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整体思维是一种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观点来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世界上的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都是变化发展的，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两面又都是相互依存、包含、彼此转化的。正如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反者道之动”（《老子》），中国哲学强调的就是事物都是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的本质。《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周易》辨证思维的核心，更是哲思镌镂，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

　　西方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就是辩证法的哲学。他指出事物存在的矛盾正是通过归纳与演绎的互补来弥补双方不足的，而“辩证”表现为归纳与演绎的交替运用。由此可见，西方的许多思想成果和中国的哲学具有相似性和共性，可以说是人类在同一个世界里获得的共同经验。

　　而中医是最讲辨证的。其“证”的发展,体现“论治”的环节，是中医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最基本方法，也是中医临床的诊疗基本特点。中医辨证，是通过四诊所得的临床症状、体征综合分析，了解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做出适当结论的。论治，是在辨证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思考、衡虑、心惟而确立治疗法则。辨证是确定治疗原则和方法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检验辨证是否正确的标准。良好的临床效果，来源于辨证的准确和治疗经验的积累、铢积寸聚和心凝形释。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纽带，同时也是中医精华思想的重要的体现。

　　中医还以辨证思维、类比思维来解释人与自然和人体内部脏腑之间的关系，阐明疾病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方面的问题。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难经》提出的辨证思维原则之一，就是在类比思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类相推、异类不比的理论体系。墨子说：“异类不比，说在量。”（《墨子·公孟》）。明确提出“异类不比”的原则，即异类不能相推。《黄帝内经》是提倡同类相推的，如《素问·示从容论》曰：“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类比思维，同类相推，也是中医哲学理论特色之一。

　　从思辨角度看，中医理论不仅有着严密的逻辑思维、推理、概念和命题，还有着非逻辑的类比、形象、顿悟和直觉。许多历史上的名医著述《医话》，如计楠的《客尘医话》、王孟英的《潜斋医话》、陆以湉的《冷庐医话》等都有所记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医学术理论的丰沛。我们学习中医的辨证思维，要在逻辑和非逻辑之间更加自觉地融合，直觉思维和灵感，形象思维和想象，在实践中广博学习，熟练驾驭非逻辑思维，这也是提高临床水平，把握中医精髓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医养结合分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儒医文化研究委员会 卢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