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临床优势显著，抗疫期间‘三药三方’的研究成果便是一个例子。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医药的科学研究整体十分薄弱，导致临床疗效‘说不清’、作用机理‘讲不明’的情况确有发生。”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全国政协11月26日召开的“加大中医药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东省副主委、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卢传坚的一番“真心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注意。

　　卢传坚在现场列举了一组数据，“十三五”期间我国建设了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医类仅有2家。今年3月，我国首个中医类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南沙，而西医领域拥有的实验室总量已超30个。“要消除中医药与现代科技通约困难的‘症结’，必须扭转数字背后的‘尴尬’。”

　　可“尴尬”如何扭转？卢传坚呼吁，“要提高重大科技项目对中医药研究投入的占比。”他建议，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区域联合创新基金等项目中，增加中医药专项数量和资助力度。“例如，为科学总结和评估中医药疗效设立临床研究专项，为采用科学方法说明中医药疗效设立基础研究专项，为将有效方药开发成现代创新中药设立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卢委员的话我十分赞同，应该鼓励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中医药守正创新。”在抗疫过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的团队研制了中药新药“宣肺败毒颗粒”，并入选“三药三方”。“从武汉回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一直在研究其作用机理。现在基本证实了中药起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免疫调节，中医药的效果让世界有目共睹。”张伯礼说。

　　“仍有一些部门对中医药工作不重视，仍有部分省市没有独立的中医药管理机构，没有机构的话，就不是‘小马拉大车’的问题，而变成了没有‘马’的问题。”针对中医药工作中存在的“政府百姓两头热，医务人员中间凉”现象，张伯礼建议，要加强中医药管理体系作为破瓶颈、抓落实的重点，设立省级中医药领导机构，新增内设机构、扩充编制人员。

　　如何进一步激发中医药人才的创造活力？张伯礼进一步建议，要以评价机制改革为抓手，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特别是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倾斜。（记者 张佳琪）